在神奇的贵州，有那么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充满希望的地方，一脚可以踏三省。她就是位于黔、湘、渝交界处“男子如松，女子如桃”的松桃。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吸引着无数游客久久忘返，独有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明朝出现官学和私塾，继承、弘扬儒家重视教育文化，考取了许多进士和举人。近代以戴人俊为主在松桃兴办新学，让松桃教育呈现现代教法与理念新面貌。
园林式的松桃世昌广场坐落在风光如画的松江河畔，是以抗美援朝苗族战斗英雄龙世昌命名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松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麻阳大道进入奇丽的世昌广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侧醒目的松桃历史上最杰出的精美人物浮雕：分别是戴人俊、贺增龄、杨芳、石柳邓、龙许保、吴向必、滕久荣、田家乐、罗启疆、欧百川等十人，古代的近代的名人都有。他们曾在松桃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以松桃人特有的刚劲如松的性格，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英勇无畏做出了一件件惊天动地的壮举。
让千千万万的松桃人记住了他们。
记住他们，也就记住了历史。
这松桃十大历史名人之一的戴人俊，就是大路镇后洞村人。
戴人俊，字雅澄，号良臣、文癫、饮书醉，清同治八年（1869）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书香家庭，在幼年时期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处世、做人、学习习惯。
父亲戴明炀是个知名的乡贤，饱学诗书，博古通今。1864年任五品千总，被诰授为“武德骑尉”。他秉承先祖乐善好施、正气凛然的精神，主持修建松桃戴氏宗祠、后硐文笔塔、后硐青龙桥，参与补修大路风雨桥。特别热心做公益事，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松桃戴氏家谱》记载：“为人所凌，奋志读书。”称赞他“公而忘私天性使然。”
教育子女，对任何父母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严肃的事，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大意。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次“单程旅行”，是不可逆的，错过了教育的最佳时机也就错过了孩子最佳的成长发展期，由此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发展。戴明炀明白这个道理，要儿子成才就必须从小抓起。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一个浓厚的读书氛围。让儿子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在轻松快乐中不知不觉地爱上书籍、爱上读书。戴人俊还在小的时候，戴明炀就一直断断续续为他读睡前故事、古诗经典。每每听到父亲的朗读声，不明就里的戴人俊，也很认真地倾听。
进入私塾读书的戴人俊，天资聪颖，秉性高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父亲的引导教育下，对那《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我国古代优秀的蒙学代表读物，读过三两遍就能熟记于心。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内容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诸子百家，包罗万象，是历史、社会、人生的百科全书。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可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
《百家姓》集中国常用姓氏之大全，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认祖归宗追根溯源，广泛引证相关历史资料，对500多个姓氏起源作了简明准确的注释，能使读者感受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繁衍至今的持久生命力。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
《千字文》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是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组成的韵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构思巧妙，寓意于理。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编纂的一部集中于儿童道德训示的蒙学教材。其主要内容也是《论语》学而篇的解读，所以，《弟子规》是源于《论语》，是随顺圣贤教诲，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来处事待人。
对先贤圣哲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古代传统文化经典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读后让人有上进心，戴人俊明白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历史是一面镜子，正确认识古人之得失成败，可以为今人是非荣辱提供镜鉴。今天是昨天的延续 今天又为明天奠基。不了解昨天 就不知道今天是如何演进过来的。正如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鉴 可正衣冠 以古为鉴 可知兴替 以人为鉴 可知得失。”镜者，鉴也。少年的戴人俊在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而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镜子的意义在于让你有所借鉴，以便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戴明炀对戴人俊的成长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戴人俊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也日趋成熟。
清道光五年(1825年)，黎霈、蒋延龄就在孟溪建起名扬川、黔、湘三省交界地区的“孟溪义学堂”，光绪十年，厅司马王仿州赐孟溪义学堂“松茂书院”。戴人俊与本地社会贤达戴大醇、张汉侯等带头捐献经费和图书，并积极劝说地方人士捐资兴学。
古人有言：腹有诗书，其品自高；腹有诗书，其德自谦；腹有诗书，其身自正。清光绪二十一年（1859），戴人俊由于刻苦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贵州省乙未科第十一名举人，次年入安徽高等警察学堂。结业后在松茂书院、崧高书院任教。
清光绪三十一年9月（1905），清政府宣布从次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各地纷纷停办旧书院，兴办新学堂。厅同知陈介委派戴人俊、刘心简、欧阳华就崧高书院改为松桃厅师范传习所，培养新教育所需的小学教习，戴人俊任所长，他深切感到由于教育落后，民智不开，所以人们思想僵化，国家人才匮乏。如要救国救民，必须兴办学校，开启民智，惠及后生，“教育救国”才是根本。认清历史发展潮流 顺应时代进步要求，认为创办新学是救国利民的当务之急。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扩建了“松茂书院”。次年，资金筹足后，戴人俊对原松桃城关的“崧高书院”加以修葺扩建，传习所改为松桃厅初级师范学堂，从附设蒙学一堂又增高等小学一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戴人俊开办松桃官立高等小学堂，与初级师范学堂同在崧高书院内办学。次年小学与师范分设，名为松桃厅官立高、初两级小学堂，并聘请当地饱学之士担任教员。教师教学很认真，学生学习也十分努力，教学成绩优秀。从此，这里读书风气渐盛，城乡父老欣闻戴人俊开办新学，都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读书，入校学生就达四、五百人。一些缴纳不起学费、买不起书的贫困学生，则由学校酌情解决，戴人俊不时也拿出自己的部分薪水来资助，乡人对戴人俊莫不感恩戴德。戴人俊兼任师范和小学堂长，是松桃新教育主要奠基人之一，对松桃教育发展作出极大有贡献。
戴人俊反对守旧，勇于创新，严于治校。为开化社会风气，提高女子地位，积极号召男生剪辫，女生放脚，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并积极筹办女子学校。眼看城镇农村教育已呈发展之势，将来师资必然紧缺，于是又将原来的大同学堂扩大为松桃县立师范学校，为提供师资、推广新学创造了条件。师范编为速成和正科两个班，分别授课，入校学生100余名。戴人俊亦重视女子教育，又开办了城东女小和城南女小。为了统一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次年秋季复将两校合并为松桃县立女子小学校。女校开办初期，有些家长受旧礼教影响较深，思想顾虑重重，都不愿把女儿送进学校读书。戴人俊为此奔走宣传，逐户动员，不遗余力，宣讲男女平等、知识救国的道理。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家长觉悟了，解放了思想，纷纷把自家的女儿送来求学读书，头一年就招了女生100多名，从此逐年增加，最多一年达到300多人。
从培养学生兴趣出发，戴人俊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和制度，废除八股文。增设了算术、修身、音乐、唱歌、图画、自然、化学、体操等新课程，女生增设女红即纺织、刺绣、缝纫等课程。还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求学生循序渐进，必须坚持完成学业。
戴人俊治学严谨，教导有方，受到地方官绅及师生的拥戴。为了让学校成为一部充满思想、情感、智慧的教科书，并寄托着无限的憧憬。1908年，他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情，亲自作词谱写校歌，激昂高亢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体现着新教育精神的内涵本质：
松桃县立初高小学校，
前清光绪未始创造，
举业废，科学兴，文明兆。
松山青，松水明，尤其奥。
伊乃小儿童，是将来伟人，国家依靠。
好求学，好施教，比欧美列强周到。
在创办新学、发展教育中，戴人俊办学勤俭、施教认真，十分注重校风的改革新思想的传播。要学生在课余，勤读报章，关心国事，激发他们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有一年清明节，他出了一道作文题：《论清明扫墓》，他在学生唐名洋的文章后面有一段批语：“清明节扫墓，不过焚帛奠爵，其孝小；学生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作出贡献，其孝大。清明不放假，乃舍小孝全大孝也。”
宣统元年（1909），戴人俊到北京参加京考，文章写得相当优秀，本来是应该考得京官的，因为他正在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废科举、办新学进步主张的著作，文中偶尔出现当时认为犯禁的语句，主考官遂不录取他。被分派至安徽和州牛屯县任县丞兼县厘金总办，使他的真才实学无从施展，社会理想化为泡影。此时的大清帝国千疮百孔，他耳闻目睹了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腐败无能，深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追求。任职不久的戴人俊看不惯当时官场上的黑暗和腐败，朝政颓废，无意再继续做官，就毅然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愿意回到松桃老家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朝廷见戴人俊去意已决，就批准了他的辞职。戴人俊当即邀约在江苏任布库大使职的松桃苗族第一位举人贺增龄结伴回家。沿途购买了大批理科化验物品，以及风琴乐器，由常德用船装运沿江而上，满载运达松桃厅城。
1910年元月，戴人俊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盟会会员黄延柞，组织地方有识之士蒋宝成、刘晓帆、杨思森、朱文斌、徐子样、李应先等一起发动和成立了同盟会松桃分会。他们以学校为基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
他时时关怀国事，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松桃，革命党人成立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戴人俊异常高兴，很快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那天晚上，平日是很难饮酒的戴人俊，就和黄锡龄等几位开怀痛饮了几杯。
同时，积极传播同盟会确定的“驱除劫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1911年10月，戴人俊、黄锡龄等联合地方势力刘敬堂及哥老会首甘新亭、易子阳等胁迫清王朝在松桃的最后一任厅知事陈洪久举行“反正”，陈只好在厅衙门门口的旗竿上，挂上一面白旗，以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拥护建立民主共和的民国体制。
民国四年（1915），贵州议会组成，全省各县纷纷推举代表。由于戴人俊的学识、人品、修养、名望，都享有众望所归的特殊地位。公推先生为贵州省议会议员，并留任住会委员，参与会务工作。戴人俊在去省城出席贵州省议会之前，家乡的各界人士在回澜阁为他饯行，他感慨万千，雅兴大发，即席挥毫题就一联：
街地方真挺拔非常，游目恍开新世界；
赢吾辈值共和再造，大家同作主人翁。
事后，有识之士把这副对联刻在了两块香楠板上，悬挂在松桃附郭名胜“回澜阁”的山门上，游人观赏。
他在住会期间参加了何应钦组织的、旨在拥护孙中山倡导的“少年贵州会”活动，为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贵阳先后担任过《贵州勤报》主笔，民主社社长、道一中学校长、贵州警察同学会会长等职。
在任议员期间，戴人俊刚直不阿，嫉恶如仇，面对邪恶敢于仗义执言，因而得罪了不少权贵，遭到许多人的嫉恨。民国十年（1921），时任贵州省省长的“定黔军”总指挥军阀袁祖铭部下一个旅长，以筹备军饷为名，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戴人俊得知情况后，义愤填膺，在冬月十二日举行的会议上，他不畏强暴，列举大量铁的事实，愤怒地当面揭露痛斥那位旅长的罪恶行径。
这位旅长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恼成怒、狼狈不堪。认为是戴人俊故意给他唱对台戏，于是怀恨在心，即萌杀机，他要把他腐败路上的绊脚石一个一个全部搬掉。当天晚上，秘密指使他的爪牙闯进戴人俊住所，送上钢刀一把，绳索一根，神金一包，迫使选一样自裁。面对腐败帮凶的咄咄逼人，即使作为一介文人，戴人俊流露出松桃人身上所特有的宁折不弯的风骨。他怒视良久，不屈不挠，愤然吞金自尽，时年52岁。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疾恶如仇的立场，成全了自己反腐败的信念。
戴人俊的遗体抬回了生他养他的一方热土松桃，安葬在后硐下院子的当门董。当时，一路万人相送，沿途鞭炮齐鸣。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师生莫不为之哀悼痛惜。
戴人俊为创办松桃新学，致力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历经百年沧桑，倾其一生热心松桃教育事业的不朽功绩，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至今仍屡屡为县人所怀念称颂。